南京疫情再思考,疫苗保护下的防疫新挑战
2021年7月,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突发的新冠疫情迅速波及全国多个省份,成为继武汉疫情后中国面临的又一次重大公共卫生挑战,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疫情爆发时,中国已有超过15亿剂次的新冠疫苗接种量,理论上已形成相当程度的群体免疫屏障,然而现实情况却显示,即便在疫苗接种率较高的背景下,南京疫情仍然造成了较大范围的传播,这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疫苗保护效力的深度思考,本文将从南京疫情的特点分析入手,探讨疫苗在疫情防控中的实际作用与局限,并对后疫苗时代的防疫策略提出建设性思考。
南京疫情的病毒溯源显示,此次流行的毒株为德尔塔(Delta)变异株,这一变异株最早在印度被发现,具有传播力强、潜伏期短、病毒载量高、病情发展快等特点,流行病学调查表明,Delta变异株的基本再生数(R0)约为5-8,远高于原始毒株的2-3,这意味着在相同条件下,Delta变异株可以感染更多人,更值得警惕的是,研究发现Delta变异株可能存在一定的免疫逃逸能力,即能够部分逃避由疫苗或自然感染所产生的中和抗体,在南京疫情中,不少确诊病例为已完成疫苗接种的人群,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也得到印证——以色列卫生部数据显示,辉瑞疫苗对Delta变异株的有症状感染保护率从早期的94%下降至64%。
疫苗在南京疫情中展现出了明显的"防重症不防感染"特点,南京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收治的数据表明,尽管疫苗接种者仍可能被感染,但发展为重症的比例显著降低,具体而言,完成全程接种的感染者中,转为重症的比例不足2%,而未接种疫苗的感染者中这一比例超过8%,这一现象与全球科学研究结论一致:英国公共卫生部(PHE)研究显示,两剂辉瑞或阿斯利康疫苗对Delta变异株导致的住院治疗预防效果仍能达到90%以上,中国疾控中心专家邵一鸣指出,我国灭活疫苗虽在防感染上有所下降,但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效果仍维持在较高水平,这解释了为何南京疫情虽然传播范围广,但重症率和病亡率明显低于疫情初期。
南京疫情暴露出疫苗接种策略中的若干短板,机场工作人员作为高风险人群,当时的疫苗接种率虽高但并非全覆盖,存在免疫空白,疫苗接种后的抗体衰减问题不容忽视——部分早期完成接种的工作人员抗体水平可能已显著下降,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保护效力存在差异,当时国内尚未开展混打或加强针接种,尤为关键的是,疫苗接种后公众可能产生"虚假安全感",导致个人防护意识松懈,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病毒传播,南京疫情初期,一些公共场所的测温、扫码等防控措施执行不严格,反映出"疫苗万能论"的错误认知正在形成。
南京疫情为优化疫苗接种策略提供了重要启示,疫情发生后,江苏省迅速启动重点人群加强免疫接种,这一做法随后在全国推广,实践证明,加强针能显著提高中和抗体水平,恢复疫苗保护效果,科兴疫苗在巴西的研究显示,加强针可将抗体水平提升5-7倍,针对Delta变异株的特异性疫苗研发也提上日程,多种技术路线的改良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,南京疫情还促使各地重新评估接种人群范围,12-17岁青少年疫苗接种工作加速推进,进一步扩大了免疫屏障覆盖面,值得一提的是,南京疫情期间建立的"疫苗接种+核酸检测+健康码"三位一体防控模式,为后续多地疫情处置提供了范本。
后疫苗时代的疫情防控需要建立更加立体化的防御体系,单一依赖疫苗显然不足以应对变异病毒的挑战,必须坚持"多病同防、多措并举"的综合策略,应建立动态化的疫苗接种策略,包括定期评估抗体衰减情况、科学安排加强针接种时机、研发多价疫苗覆盖主要变异株等,需要完善"疫苗+"防控网络,将疫苗接种与精准流调、区域协查、社区管控等措施有机结合,应加强疫苗保护效力的真实世界研究,建立分人群、分区域的疫苗保护效果评估体系,也是最重要的,是持续开展公众教育,消除"接种即免疫"的认知误区,培养"疫苗保护+个人防护"的双重防护意识。
南京疫情是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,它既验证了疫苗在减少重症和死亡方面的关键作用,也揭示了单纯依靠疫苗无法终结疫情的客观现实,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和可能长期存在的疫情,我们既不能神化疫苗,也不应质疑疫苗,而应科学认识疫苗的保护效果与局限,构建更加灵活、精准的疫情防控体系,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所言:"疫苗是控制疫情的基石,但不是唯一武器。"未来防疫的关键在于平衡各种防控措施,在保障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同时,将疫情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,南京疫情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:疫情防控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,只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应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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